怎么才能治好白癜风 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3%8E%E6%9D%A5%E4%BA%86%C2%B7%E5%B8%A6%E4%BD%A0%E8%B5%B0%E5%87%BA%E7%99%BD%E7%99%9C%E9%A3%8E%E9%98%B4%E9%9C%BE/20783753?fr=aladdin

吴妙发

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秘、参赞、安理会候补代表。

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内设有中国科,拥有近百人的翻译队伍,从事着英译中、中译英口语或书面的翻译工作。

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地位,并派驻了 个驻联合国代表团,我有幸厕身其间,也因此熟识了中国科的中文同声传译员们。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。

1

中国科当时有多人,都是由联合国聘用的,大部分是旧中国留在联合国的人员。其中不乏 显要的亲戚,如原国民党政要熊式辉的儿子、沈昌焕先生的胞弟等等,也有一些新加入的留美学生。

中国科的科长是范家曾先生。初识范先生时他年近40,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,精明能干。他早年是沪江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,抗战爆发后到美国求学,几经周折才考上联合国,担任中文同声传译。

我问他考试的经过,他微笑着回答说,联合国待遇较为优厚,可条件苛刻。要考上联合国除了懂两种外语(中文除外),还要会速记。他是经过英语、法语口语及速记、中文考试以及当面测试国际知识、联合国知识,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了一段时间后,才踏进联合国大门的。随后从小职员做起,一步步地学习提高,至于担任科长职务,是花了近二十年的工夫才做到的。

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殖特委会非洲特别会议,联合国中文译员何女士(右一),作者(右二)。

何女士比范家曾先生年轻一些。她是南方人,清秀端庄,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。她在国内长期找不到工作,就由亲戚出钱来美国求学,研读文史专业。尽管她得到了大学证书,可在美国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, 奋力苦读才考上中文同声传译。

她和我们相处很熟,非洲会议和奥斯陆会议她都参加了,为我们尽心翻译。一开始,她还叫我们“张代表”“吴先生”,但时间一长,她觉得我们没有架子,就叫我们“老张”“小吴”了。

过家鼎先生

熊式辉的儿子小熊(他很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)和他的夫人廖端丽小姐则更年轻。小熊的英语水平很不错,许多重要会议,如安理会就由他同声传译。他还经常和代表团的高翻过家鼎先生切磋翻译技巧,态度恳切。

小熊蓄了长发,人长得很高,说话简练,有一股阳刚之气。我们初相识时他还是独身,后来爱上了刚考上联合国不久的廖端丽,两人喜结连理。

同廖端丽同时考入联合国的还有余珍珠小姐。她长得娇小可爱,待人恳切,很能博得人们的好感。她早年跟随父母到香港,之后到美国,凭其丰富的知识、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技巧,被中国科录用。她很长时间为非殖化特委会做同声传译,反应十分敏捷,嗓音悦耳,深得代表团的赞许。

2

译员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。他们不但要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各种委员会会议,而且还要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,为联合国召开的各种会议服务。

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不久,安理会为加强会议效果,决定直接去第三世界的巴拿马讨论拉美问题。黄华大使出席了上述会议。范先生、小熊也赶去为会议服务。

会议很紧张,他们不但要把黄华大使的发言、答辩正确译出来,而且还要传神。白天他们累得唇干舌燥,晚上也休息不好。几天下来,两位译员已脸色憔悴、疲惫不堪了。尽管巴拿马风景如画,但是他们连会场、旅馆也没有离开过一步。

联合国会议上我国代表戴着耳机听中文同声传译(第二排右一为本文作者)

有一次,我随非殖特委会代表张先生去坦桑尼亚、赞比亚和几内亚等国参加会议。会议主席坦桑尼亚大使萨里姆把会议安排得十分紧凑,5天会议跑了7个国家。那次担任传译的何女士累得直不起腰。

另一位传译朱先生尽管体魄健壮,近50岁的人看不到一丝白发,却也连声叫累了。登上回纽约的飞机时,大家连话也不愿意讲了。

可就在他们回到纽约不久,非殖特委会又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特别会议,他们接到通知,又得赶去为会议服务。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上北欧飞机时脸上露出的无可奈何的微笑。

联合国议员工作图

对译员们来说,不但要参加众多的会议,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各种会议的特定词汇,这是很难胜任的差事。

每年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,有的国家代表常常离了稿讲几句本国俏皮的谚语,有的代表兴致一来,引用《圣经》里的某段话或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段对话,这都要求同传译员们正确地翻译出来。英语首当其冲,英译不准,法语、西班牙语、俄语就译不下去,中文也同样。

至于联合国的一委、二委、三委、四委、五委和特别委员会使用的词汇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环保、军事、海洋,甚至宗教、民族、妇幼、卫生、保健、预算等各个领域,都必须无一遗漏、准确地传入中国代表的耳中。中文译员们对我说,这就要求他们平时什么书都要看,什么词汇都要背,以备随时应急,不出差错。

我在联大工作期间,出席过二委、三委、四委、五委和特别政治委员会以及安理会会议,有时听中文同声传译,觉得他们绝大多数译得贴切、流畅,内心不时升起对他们的钦佩之情。有时看见他们走出工作室时,额上总是汗津津的,尽管联合国各种会议室都是恒温,可对他们来说,总是非常紧张。一场持续几个钟头的会议下来,简直能把人累垮。

文字翻译的劳动强度也很大,工作量大得惊人,比如安理会开两个钟头的会,15个国家代表不停地发言, 累计五六万字要求各工作语种的翻译及时整理出来,第二天清晨就送到多个国家代表团的文件柜里,以便9时一过,各国代表团就能拿到逐字逐句的记录。

联合国议员工作图

中国科同声传译每次两人一班,要把某一场会议从头译到尾。一般的会议两到三个小时,也有几十分钟的。按部就班的讨论还好说,有时插上来来回回的辩论,那种情况就会使会议出现曲折,听者紧张,译者更紧张,不准有一处遗漏,错译更是不允许的。弄不好,轻者遭训斥,重者卷行李走人。

我的几位中文同声传译朋友告诉我,他们每隔10-15分钟所翻译的词汇量约中文0个词左右。中国代表每讲一句话,他们译的句子就得同时跟上,有时代表边讲他们边译,没有任何思考、喘息的机会;而且还要十分注意用语的分寸,轻一点重一点都不行。所以,译一场会议下来,他们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。

未完待续……

文字/吴妙发

图片/网络

延伸阅读

敬请


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banamachenga.com/bnmcdt/208625.html